我跟着郭虎啸太太，在小花园里劳动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开始感到疲惫了。我想回屋里看书，那本《无州历史上的进士》强烈地吸引了我，我希望尽快地一气呵成地读完它。

我发现，我现在跟我在陶镇姥爷家里时的心思完全不同了，我根本不喜欢这种单调的体力劳动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点什么才能表示对劳动的厌倦呢？我等待着一个说话的机会。

当张云芳朝我转过身来时，我忽然发现她的脸上汗水涔涔。她叹口气，有气无力地说道：

“唉，看来我也干不了这个活儿啦！”

我大吃一惊，问道：

“妈妈，出了什么事情？”

张云芳摇着头，低声说道：

“我干不下去啦！他们父女俩都是那么懒，似乎家务劳动都是我的。好在还有婆婆帮忙，要不就真要累死我了！”

她在白衣服外面套了一条工作裙，因此看上去更加臃肿了，在下午的阳光下，显得忧伤而衰老。

“我觉得头昏眼花的。我得回屋里躺下，休息一会儿了。东凌，好孩子，你扶我回去吧！”

我扶着张云芳回到了屋子里。她脱下了手套，把它扔在阳台的花架上，一只手套掉在了地上，张云芳也没有管它，好像手套也惹她生了气似的。

那顶我感觉很童趣的草帽，也已经从张云芳头上摘了下来，被她扔到了几米外的地方。在我扶她上楼梯的时候，她居然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二楼后屋音乐室里，传来了郭璐瑶的钢琴声，几个响亮、刺耳的音阶，在反复地弹着：

“扫扫拉来，刀刀拉来，扫扫拉刀拉扫刀刀拉来……”

同样的几个音，一遍又一遍地弹着。我感到莫名其妙，她怎么就能够那么不厌其烦呢？

“扶我上楼吧。我得躺下。”

郭虎啸太太几乎是呻吟着说。我被她那急促的呼吸给吓坏了。我甚至怀疑她是否心脏病发作了。她沉重地靠在我的身上。

快到二楼楼梯的最顶一层时，张云芳摇摇晃晃，我真担心她会往后倒在我的头上。她是那么胖大，我是那么弱小，那样的结果，一定是我们两人都滚下楼去。

终于，我好不容易把张云芳扶进了她的房间。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进去过。这是一间很大的、装饰极为精致的房间，墙上有好几面镜子。她坐到写字台旁的扶手椅里，缓慢地说道：

“东凌，你给我帮个忙，请你帮帮我的忙。你能给我父亲送个信吗？行吗？”

“当然可以。”

她找出一张纸，匆匆地写了一封短信。汗珠滴在了纸上。她严肃地说道：

“这件事对任何人什么都不要说，尤其是不能告诉郭虎啸！”

我拿了这封信，急匆匆地赶往张云芳父亲——我叫他姥爷——的家里。此前我已经跟着张云芳去过几次了。

张云芳的父亲住在红石华庭的一幢大房子里，离长勺小区大约有三里路。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肥胖的老人，是一位退休的外科医生。据说郭虎啸以前是他的学生，在事业上很受岳父的提携。

我走到张云芳父亲家的时候，他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住在一楼，也有一个大约三十平米的小院子。

我叫了一声“姥爷”，就把信递给了他。他立刻就打开了信，戴上老花镜，看了起来。他的头全秃了，头顶光光的，一片粉红色，在阳光下闪着微光。他的脸，也像他的头皮一样，精光，红润，显得很精明。

老人拿着女儿的信，坐在那儿，有一会儿什么也没有说。过了好久，他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孩子，谢谢你送来这封信。东凌，你知道你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吗？”

“嗯，我明白。我也是这样想的。”

“别告诉任何人。不管是你的父亲郭虎啸，还是你的姐姐郭璐瑶，都别告诉。”

我连连点头。老人呵呵笑道：

“当然，这封信里并没有你们家的什么秘密，没有不能为外人知道的东西。可是我女儿的一些心情，只愿意告诉我，她和我秘密通信的事，还是不要让你父亲知道的好。唉，虽然郭虎啸的家庭，从外表看上去很幸福，但是你母亲的心理很压抑。这是一个秘密，暂时不能告诉别人的，你懂吗？孩子？”

“嗯，我想我是理解的。”

“东凌，你要知道，自从你到了那个家庭里，我的女儿，也就是你母亲，她是非常爱你的。你填补了那个家庭里的一块非常重要的感情空白。你是一个独特的孩子。我也很喜欢你。”

老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仿佛对我寄予了什么样的重任。我沉默地点点头。

我慢慢地返回家来。我迷迷糊糊地感到疲劳，动作迟钝。我觉得替张云芳给她父亲送信这件事，瞒着郭虎啸医生似乎是不好的，这也许是一个错误。我将来可能会为此感到懊悔。

但是，我不能拒绝张云芳。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我感到在这个家庭里，只有张云芳才是最爱我的。

…………

1990年9月1日，我开始重新上学。经过郭虎啸医生的一番操作，我去了无州三中初中部，重新上了一次初中一年级。

虽然我大半年没有上学了，但我发现各门学科的知识，对我来说并无多大困难。我下决心珍惜重新上学的机会，从此好好努力，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我总是尽量提前完成自己的作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感到以前我仿佛从来没有上过学，以前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地对待过学习。以前上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

可是现在，我懂得了上学的意义，我明白我要改变命运，就要从努力学习开始。我开始认真听老师讲课了，对学校里的每一件事都认真对待。

我虽然因为中途辍学，而留了一级，可是因为我上小学一年级早了一年，所以我和同学们年龄相同。但是在学校里，在那些爱饶舌的小孩子们中间，我却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我觉得他们都太幼稚了，我没有什么可对他们谈的。当然他们也都觉得我怪怪的，没有什么可对我说的。很长时间里，我没有一个好朋友。

同学们都叫我“郭东凌”。这个名字，处处伴随着我。我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叫作“韦东凌”。

但是每当夜晚，我刚要入睡的时候，常常有一阵堕入空虚的惊恐袭来，我似乎就听到我的父亲韦西川，在呼唤我名字的声音：

“韦东凌，韦东凌……”

这凄凉的呼唤声，似乎把我从冥冥之中，从深邃危险的空虚中，从在哪儿都会梦见的回忆中叫醒了回来。这声音充满了抚爱，又似乎那么严厉，促使我想起自己的根。

为了上学放学节省时间，郭虎啸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我骑着自行车去上学时，一在路口红灯停下，我就好像听到了父亲韦西川的清晰声音，他一直在呼唤着我的名字——“韦东凌”。

他仿佛在提醒我，不要忘了我的血脉根源。他要我小心，仿佛路边就是悬崖峭壁，我正处于掉下去就摔死的危险之中。

当我晚上在郭虎啸家里，在二楼我自己的房间里学习的时候，我似乎也能听到，在我的脑子里都是父亲韦西川的声音。我读着书本，做着习题，我不管做的是什么，都不会忘记韦西川的声音。

一旦听到韦西川发出的声音，我努力学习的意志就变得更顽强了。后来，它就变成持久不变的了，变成神圣的鞭策了。

在郭虎啸医生去公安局改了我的姓氏之前，我从未真正地意识到我是一个孤儿。而现在，无论走到哪里，我一听到别人唤我如今的名字“郭东凌”，我就无比明确地意识到：

“我是一个孤儿！我需要比别人更加努力地奋斗！”

…………

无州三中位于市中心，左边就是红石公园。再往东走就是无州市政府。学校的建筑物古色古香，古朴典雅。教学楼和宿舍楼的顶层都覆盖着碧绿色的琉璃瓦，凌空飞起的檐角，如同凤凰展翅欲飞。

学校的正门前有一个陡坡，大门上竖着牌匾“无州市第三中学”的字样，据说是一个著名书法家写的，可能是因为我的欣赏水平太低，好多年里我都觉得那些字写得很难看。

无州三中老校，原来位于妇幼保健院附近。挨着红石公园的是新校，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建成的，我上学的时候，还感到到处非常新鲜。

每天走进校门，穿过两排巨大的法桐，沿着大理石铺成的甬道，我走进教学楼。我闻到四处都发出一股强烈的消毒剂、磨光的木头和粉笔灰的气味，以及女孩子们洗发乳的香味。那些嘁嘁喳喳的女孩子们，那时候大概还不会喷香水吧！

学生们的声音总是乱哄哄的，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这与其说是话语，毋宁说是声音，就像是过于平凡的音乐，对我来说是不必去理会的。我总是安安静静的，几乎是羞怯地活动在同学们中间，超然于他们那无休无止的躁动之外。

似乎是在忽然之间，我发现我的性别意识觉醒了。要是有漂亮的女同学从我旁边擦身而过，我就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像有许多小火花跳过我的全身。那是些惊慌而幸福的火花。

我努力不让自己去注视那些美丽的女孩。我不想看见她们，也不想记住她们。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儿，没有资格得到一个女孩子的喜欢。

但是，我常常偷看女孩子们那结实、热情、苗条而富有肉感的身段。是的，我经常偷看，但是尽量不让任何人注意到。

在1990年，那个还不是很开放的时代，还没有女学生敢穿现在中学里很普遍的超短裙，或者刚遮住大腿根的小裤衩；她们的裙子都很长，恰好拖到她们那有力的双腿的小腿肚子上。

女学生们的毛线衫，往往都紧绷住胸部和双肩。她们的头发留得很长，有的剪成刘海，盖住前额；有的散乱地披着，甚至挡住了眼睛，一年到头总是急急忙忙地，不停地往后梳理。

男同学们似乎都很不成熟，比班里的那些女孩子要幼稚得多。下了课，他们三五成群地在校园里，一起东转西逛，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们在厕所里偷偷地抽烟，在操场里打球跑来跑去，在楼梯上走廊里刺耳地大笑，用尖刻的话语互相攻击取笑，经常打打闹闹。

他们这些城里孩子，大多数说的是一种含着无州土话味道的普通话，不像我，以前完全是说无州土话的。他们那种怪异的、乱糟糟的话语，对我来说，其中一部分仿佛是些密码，是由我没能真正听懂的词儿组成的。

不管怎么说，在我眼里，他们都还是小孩子，是些又高又瘦的孩子，而只有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毕竟经历了人间的巨变，那些惨剧使我过早地成熟了。有时候，我甚至有点羡慕同学们的孩子气，羡慕他们的懵懂无知、天真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