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恪守妇道”的反面教材，这在我们全家都是公认的事情。

这话还得从我参加工作后开始说起，由于哥哥高中没毕业就顶替妈妈进了商业单位当了一名营业员，在爸爸妈妈的思想里只要好好工作就会被领导赏识和大家认可，其实，自从实行“厂长经理负者制”以后，特别是“国有制企业改革”最大的收益者就是厂长、经理等负责人。只要积极向领导靠拢的人都先后或多或少的捞到了好处。那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即使你是一头革命的老黄牛也不会有“往上爬”的机会，我们从未在父母那里领悟到“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妙处，即便在单位里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没有指望半分油水更何况福利分房了，我哥只能在家里结婚。

工作环境的嘈杂和家庭关系的紧张、哥哥、姐姐的孩子们的哭闹让我不愿意下班也不得安静，正好家里有个亲戚在交通部门的职业学校里有消息说：要找个“实训指导老师”要会、统专业的，我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但专业对口而且时间也可以机动，更无需坐班可临时代课。主要是把作业批改好、学生提出的问题辅导清楚了即可。毕竟是个兼职也没有太当回事，谁知风水轮流转商业单位好景不长。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眼看着就到了94年的秋季了，妈妈认为我已经老大不小了便四处托人说媒，便间断了一段时间的学校工作。婚后短暂的幸福很快就被不安定的因素笼罩了，就像那套漏烟的福利房一样，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但它无处不在的伤害令我手足无措。

逃离。

改革开放的脚步很快就将我们这些计划经济下的会、统专业的学生给淘汰了。学校也被青岛教育局接管了，那些职业教育的老师都无从安置，何况我们这些“实训辅导老师”，人富于事的现状愈演愈烈我要面临残酷的竞争现实。孩子两岁三个月我就将他送到幼儿园，然后又迫不及待地找了另一份兼职工作在通俗文艺报周末版干起了记者。为了淘到“好新闻”要和政府某些部门的通讯员打好交道、交上朋友。不得不出入于灯红酒绿之中难免会晚回家，同时更激化了家庭矛盾。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身体的过渡透支、婚姻的危机和单位的下岗失业让我处在了人生的“死胡同里”。

到底老天要我怎样？

自杀？还有孩子、找工作？没有竞争力、自谋出路？一没钱、二无好身体。在那个“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的关系时代里，我感到到处都是“无利不起早的商人”。

也难怪他歪着嘴、斜着眼鄙视地说：“你能干点儿什么？”，我自己都逃避着自己，整天活在书里看着人生百态独自品尝五味杂陈。

我要振作，为了我的儿子我也要振作！不能再逆来顺受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了。我应该向“奴性”宣战，彻底击垮懦弱的自己，但是路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