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20年。

清晨，法租界圣若瑟堂那位忠实的敲钟人“当当”地鸣响八个钟点，位于贝当路口的美商史密斯洋行的大门掀开了一道缝，从杂役“荣升”跑街职员不过十来天的阿祥从门缝里瞅了瞅街面——有轨电车带着特有的“叮叮”声驶过路口；穿着号衣的黄包车夫一边喊着“嗨！借光！”一边大度地挥洒着积蓄了一个夜晚的体力；两个安南巡捕背着手优哉游哉地沿着几乎就没有更改过的路线散步；从各个里弄中涌出的人潮匆匆而过，他们的穿着、肤色甚至脸上的神情都是那么的不同。大上海，这个华洋杂处、号称“东方明珠”、“冒险家乐园”的地方，似乎每一天的清晨都是这么的热闹。

整了整崭新的、昨晚上才从成衣店取回的、价值三十块袁大头的花呢西服，又抬手理了理头发，阿祥准备出门了。今天，他将第一次代表洋行去鑫记收款，这身行头无疑会增加跑街伙计的说话份量。当然，他没有忘记看房这个兼差的责任，顺手就拿起一块贴有招聘启事的大木牌，“哗”的一声拉开大门，抬脚就走。

重心从后脚转移到前脚的瞬间，阿祥的余光发现脚下居然有一个东西，不，不是东西，是一个人蜷缩在门槛外！

发现和反应往往是有区别的。就这样，阿祥的前脚刚踩在那个人身上，那人就本能地一翻身，阿祥顿时失去了重心，向前狠狠地跌去，大木牌也脱手飞出，差一点就砸在一个巡街的安南巡捕身上。

“篷”的一声，阿祥跌了个七荤八素。尖嘴猴腮的巡捕正要发作，却瞥见门楣上那块洋文招牌——史密斯洋行，本着欺软怕硬的原则，安南巡捕的手从腰间的警棍上收回来，哼了一声，抬脚在那块险些肇事的木牌上重重地踩了一下，这才迈着悠闲的步伐离去。至于那个洋行职员摔坏了没有？这，显然与巡捕没有关系。

阿祥很快地爬了起来，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首先检查的是崭新的花呢西服，可惜，右肘处在摔倒时磨破了，一个拇指头大小的洞似乎彰显着跑街伙计今日的运道。

心痛中，阿祥看到门槛处那个人揉着胳膊站起身来；愤怒中，阿祥一个箭步就冲到那人面前；激动中，阿祥的拳头攥紧了，却马上又松开了，甚至愤怒的表情也被理智强行篡改为很勉强的笑脸。

因为，那人很显然不是乞丐，也不是流浪汉。他估计有二十多岁，大约六英尺（1.8米）的高度在中国男人里算得是绝对的高个子了，宽肩细腰、比例协调的身板显得很有力量，是阿祥无法对付的；而且，那人身上也穿了一套洋装，与阿祥的花呢西服不同，那件洋装虽然是翻领单排扣的西服，可样式又有很大的不同，裁剪得也很是精细、合身，最重要的是，就算是跑街伙计也看出来了——那衣服的料子颇为高级，看着轻薄却很有坠性，就算那家伙在门槛下蜷缩着睡了一觉，衣料也未见多大的褶皱。

再说了，那人的面相也不一般。说是豪门的公子哥儿吧，偏生没有那种奶油气，脸庞算不上英俊却耐看，绝对不是那种一见就讨人嫌的相貌。说是孔武有力的类型吧，可他眉宇间又有一丝文气，还有，还有一种颇烦恼、颇痛苦的感觉。

总之，阿祥的怒气按捺下来了。他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人说不定是昨夜喝多了，喝到连东南西北、连家门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喝得不得不在这个门槛下勉强了一宿。这不，阵阵破味儿正随着他的呼吸扑面而来呢！有钱喝洋人的破喝到这个德行，兜里绝对少不了一件花呢西服钱吧？

“你……先生，你怎么能睡这里呢？你看！还有，洋行的牌子也坏了！”阿祥把右肘的破洞展示在那人眼前，又指了指地上那块被巡捕踩坏的木牌。

那人有些慌乱的目光在四下打量，闻声看了看阿祥的衣服，操着北方官话道：“噢，对不起，对不起，我赔你，多少钱？”

“三十个大洋。”

“大洋？！”

“袁大头！”

“请问，这是哪里？”

“法租界啊！贝当路！”阿祥说着，抬手指了指门牌。

门牌上用中英法三国文字写着：贝当路十九号。门牌下还有一个大一些的花岗石铭牌，上书：史密斯洋行。

那人眼神复杂，表情颓丧的看着门牌愣了一小会儿神，又转头看看街面上那些或西装革履、或长衫旗袍的行人，在看到驶过的有轨电车和龟背轿车时，他的眼中闪过一道异色。

“先生，请问现在是哪年？”

被人称作“先生”的感觉确实不错，阿祥甚至于没有去追究对方问话中奇怪的含义，反正在他心里，眼前这个青年就是一个醉鬼，不可理喻的醉鬼，乃顺口就道：“西元1920年。”

“噢，噢……”那人喃喃细语，眼神更加复杂了，复杂到阿祥只读出惶恐、担忧、紧张、无助……还有一丝莫名其妙的激动。

阿祥感觉到有路人在打量着自己和自己面前这个惶恐的青年，“先生，我这身衣服是当家货，今天才穿上，就……”

“我赔你。”说着，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大叠红色的、类似钞票的纸张来，抽出三张塞给阿祥，又迟疑了一下，干脆一股脑的都给了。

阿祥是有些见识的，要不大班（洋行经理）也不会提拔他为跑街伙计。手中的一大堆红纸儿不是美圆、不是英镑、也不是法郎或者如今不值钱的德国马克，当然更不是亮闪闪的银钱了。纸面上画着一个中国人的头像，很威严、有些富态，估计是个大官儿吧？就像美圆上的华盛顿一般。下面写着一排小字——毛某某，1893—1976。啥意思呢？不懂！噢，上面还有一排字——中国人民银行。啥？有这银行吗？掰着指头数数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商银行，还有什么花旗、汇丰、道胜的，这上海滩就没听说过什么“中国人民银行”！

这纸儿能当钱用吗？哟，还是面额一百元的，这一张就能抵100个袁大头？！不信！打死我都不信！

“我，我不要这个钱！您还是给我袁大头吧，先生、先生！”

那青年的脸上浮现出不耐烦、苦涩和无奈的神情，低声软语道：“先生，你看我身上没带银元，这么着吧，这钱你先收下，回头我拿银元来换。”

阿祥哪能答应呢？手中这红纸儿摆明了就是废纸！他连连摆头。

“我叫郭淳，你记住我的名字，这样总可以了吧？”

记名字有个屁用？茫茫人海，难不成还要去找你？！阿祥有些愠怒了，脸色也沉了下来。他现在回过神了，这人是外地人！强龙不压地头蛇！一念至此，阿祥出手抓紧了青年的胳膊。

青年无奈，只得从左手腕上摘下一块亮闪闪的手表，递给阿祥道：“这块表是瑞士宝格丽运动腕表，值四万块，先押你这里，回头我拿三十个银元来取。”

表塞进了有些失神的阿祥手里，青年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只是脚步间显得有些慌乱、有些踉跄。

阿祥浑然不觉那青年已经走远，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手中那块黑亮的“宝格丽腕表”上了。表，怀表，是他在拥有了花呢西服后的追求目标，如今手里却有了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四万块大洋！？他不信，又隐隐希望这是事实，希望这块表真能值四万块，更希望那青年就此消失在人海中，再也不要寻来赎回这块表。

总之，阿祥在1920年9月20日清晨的遭遇，完全可以用“一跤摔出个金蛤蟆”来形容。

“阿祥！怎么回事！？你还想不想在洋行干了！？”

背后，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阿祥本能的一哆嗦，那一堆红纸儿和手表差一点失手掉落。他忙收起东西转身，只见一位四十来岁，宽脸庞、蓄着仁丹胡、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挫着文明棍、腆着大肚子站在身后，怒气冲冲地指着地上的木牌瞪视自己。这人，乃是洋行襄理楼文渊。

在阿祥一摔、巡捕一踩之后，贴着英文招聘广告的木牌裂了，还有一个难看的黑脚印。

“楼、楼先生，这、这是一个醉鬼弄坏的……”

楼文渊的脸色阴沉得似乎马上就要下倾盆暴雨。

“他还弄破了我的衣服、他、他赔了这个。”谄媚的赔笑着，阿祥掏出一张红钞票。

楼文渊看了看，将红钞票收进衣袋，同时恶狠狠地骂道：“阿祥，我看你是白混了！这东西根本就不能用！作为洋行职员，须以洋行的利益为利益，洋行的所有财物都需全力保护，这……”

阿祥无奈，只得去掏腰包，可惜，他的兜底除了几个洋毫子之外，实在没有能平息襄理先生怒气的东西了。此时，手指碰上了一块冰冷、坚硬、光滑的物事。四万块、价值四万块的手表！确定吗？不确定！还是先保住洋行的差事稳当一些。

“先生，他、他还押上了这个，说回头来赎。”

楼文渊眼神一亮，劈手夺过那块手表，满意地哼了一声，迈着八字步扬长而去。

“老瘪三！娄阿鼠（昆曲《十五贯》里的小偷、杀人犯）！”阿祥冲着襄理的背影狠狠暗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