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会议之后

召开这场会议的双方至此也差不多把观点和看法托出了；黄兴、孙文、赵声三人代表了南部分会，他们坚持在以广州为重点动革命，然后北伐最后推翻满清。

宋教仁与谭人凤却认为应该更多地关注长江流域，不能仅仅停留在广州一偶。双方都认为广州的筹备工作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的局面，但是一方面认为应该全力以赴，背水一战，另一方面却认为应该有所保留，把一部分力量转移到长江流域。

这三人中属赵声最为奇特；虽然他支持孙黄，但本身却也在江浙一带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五人中属他最为中立。

孙黄为了说服宋谭二人而来到了上海，但会议谈到这里出现了刘裕这个变数，基本上已经不可能让宋谭二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了。

黄兴与孙文对视一下，各自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无奈。事已至此，连赵声也表露出了支持宋教仁的倾向，就没有必要再固执己见了。

“渔夫，你说的有些道理……看来我们有必要增加江浙方面的投入……我与克强兄觉得可以从东京总部调派七十名宣传干部，配之五十名军事干部再加上日本购入的三十支步枪……”

宋教仁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这个提议。他转过头认真地看着赵声道：“伯先兄，我觉得你在江浙地区展开工作更为适合；广州那边有克强兄负责，你在第九镇的影响力很高，威望和才干都足以领导这支部队。一旦革命，第九镇需要你这样的领导者。”

赵声听后有些犹豫了。他承认宋教仁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自己却已经在广州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这么忽然放弃了还是有些不甘心……

不过或许自己真的更适合在江浙工作吧……？

“渔夫，广州那边一直是我负责的，而且那么多跟随我的志士，我也无法就这么离开……我还是领导完了广州革命后，再来江浙吧！”

赵声的回答也在宋教仁意料之中。孙文则松了口气。若是赵声这样的大将离开了，那对广州起义可就很不利了。

不过我方既然表态了，那你们也应该适当地拿出意见了吧？

果然，宋教仁与谭人凤对视一眼后，轻咳一声道：“我与石屏将会亲赴香港商讨对策，我们同盟会中部总会也会全力支持南部分会的同志们……一旦广州光复，我们在湖北的同志和在江宁、浙江的同志们将一同举事，然后与北伐的志士们会合，共同北渡长江直捣黄龙！”

共识达到了，双方都欣慰地笑了出来。

一直站在书架前的刘裕也对同盟会的内部结构有了更深的明了……同盟会中大致可以分成两派；原复兴会和原兴中会。复兴会以湖南人为主，如宋教仁、谭人凤等，领是黄兴。兴中会则以广东人为主，如胡汉民、汪兆铭等，以孙文为领袖。此外还有无数小团体，这里就暂时不表了。

两派间基本上以地域和政治思想来划分，但这只是很笼统的概括，事实上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比如黄兴，虽然是复兴会的领袖却与孙文打得火热，后期更是成了兴中会的骨干。其领袖地位慢慢也被宋教仁接过手了。

而陈其美虽然属于兴中会一派，但是却被纳入了复兴会的势力范围内。

双方的关系如此复杂，连各自的脑也分不清楚。

不过虽然如此，但大佬们却都是理想主义者，为人也正直，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权利之争。就算有那么些，也更多的是由于思想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此，大家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革命而努力、奋斗、牺牲。

会议开完了，众人似乎才想起了刘裕的存在。孙文虽然对他的表态有些不满，但还是笑着问道：“如松，你有一些想法吗？”

这不是废话吗？刘裕暗自有些不满，但表面上却没有露出来，而是神态正常道：“我并没有什么可说的，诸位先生所思的决定我没有任何异议。”

“嗯……渔夫啊，我觉得从东京派来的干部还是要以二十一镇和第九镇为主啊，第九镇到时候有伯先坐镇没有什么问题，但二十一镇的话，朱瑞却不是那么可靠……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七十九标上……如松，你回军后，必须加紧与同僚们的联络，尽可能地把他们拉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孙文似乎有些不甘心，还是希望派往江浙的干部们能够更多地前往‘嫡系’刘裕那里去。

对此，宋教仁倒是没有什么异议。而且孙文说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二十一镇的作用是关键的，必须要尽多的充实这支力量。

“明白了先生，我回去后一定会尽量展更多的同志加入我们的行列去！”

嘴上这么说，可是心中却对此不以为然。

可以说新军二十一镇中，真正有为革命奉献精神的人太少了；士兵和基层有，但是高层却全是些墙头草。

就拿朱瑞来说吧，此人虽然在历史上并不怎么出名，但是偏偏此人却被刘裕所知；八十一标代标统的他19o6年便随秋女侠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但是在19o7年浙江革命式微后，此人却慢慢开始与立宪派产生了接触。辛亥革命后，他率领部队攻克杭州，成了浙江都督。然而大权在握的他却倒向了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身为革命党人却拒不参战，后来更是上书劝袁世凯称帝，完全背叛了革命。

最后激起了众怒，被部下驱赶走客死天津。

这种人可谓是墙头草的典范，但更关键的却是一个没有眼光的墙头草。

只是一味地跟着最强者，却不懂得分析时局，所以最后失败。

小知识：

谭人凤此人曾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对孙文你这样评价道：“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个人认为有些道理。